您即将看到：全国卷三：我的高考，1977年高考，特殊时期，可能最后也啥都没发生的纯话疗情感节目，希望你喜欢quq
《下自成蹊》（上） （内含备注和声明）
《下自成蹊》中
明楼×明诚 （偏良识亲情向）
笔/老浅不深
（四）
上海的冬天和青海、东北的冬天都不一样。我走进咖啡馆，一眼就认出了穿着西装的明楼先生，在室内也披着一件大衣，深蓝色的围巾挂在旁边的椅背上。即使在对我们来说很是洋气的上海，他的打扮仍然卓尔不凡，十分显眼。他很有风度地拿了块手帕，捂着嘴轻轻咳嗽。
“您就是明楼先生吧？我是明诚老师的学生。”我走过去坐下。
明楼先生看着我，很怔忪地，眼眶慢慢红了起来。半晌他才反应过来，他点了点头，很开心很真诚地笑了起来，连着说了两声好：“原来是阿诚的学生，请坐。”
果然是书香门第，明楼先生为师的气度和明老师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我刚坐下点了茶水，明楼先生就迫不及待的追问，此时就全然没有老师的架子了，只是忧心焦急：
“他现在在哪里？”他急得咳嗽，“后来，他受牵连了吗？”
原来他竟全然不知明老师的遭遇，这让我猝然不忍。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他见我这样，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双眼一黯，慢慢地靠到椅背上，闭着眼睛调整了一会儿呼吸。有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很习惯这些沉重的打击了，看起来居然有些平静。但很快，从他短促的呼吸和颤抖的声音中，我也读出他的哀痛。
“料到了，料到了……”他摇头，把他的手帕叠起来放在茶杯边，推了推眼镜后，摁住了太阳穴，仿佛是有条不紊的样子，“那，那你们现在有什么他的消息？”
这下，连我也要被他问得一溃千里了——我不禁后悔没有听从方老师的建议。我什么消息都没有，急冲冲地跑来见什么人呢？我不忍去看他的表情了，除了对不起以外说不出任何话。
但明楼先生并没有说什么——后来，我知道，这并非他第一次空欢喜了。大约是习惯了，他反而好像恢复了真的平静，只是声音里透露出隐蔽的痛苦来：
“唉，原是我的错，留他一个人在外面……”他露出些许老态，“每次一个看不紧，他就要胡来，就胡来……”
他闭上眼睛，长长地叹息。我就小心翼翼地：“那您和明老师……？”大约是因为那时政通人和，明楼先生不怎么戒备，也愿意与我说一说。他说得很纷杂，就有些碎嘴，自言自语似的。不过，他并不想告诉我所有事，这是很自然的。他在这样情绪汹涌的时候居然还能机敏地有所保留，反而让我感到佩服，又替他们感到几分心酸。
明楼先生和明老师在50年代时，曾有过很顺风顺水的时候。明老师有留苏经历，学的是吃香的通讯工程专业，加上俄语又说得很好，一路在工程部做到很高的位置。明楼先生此时也很顺遂，在高校任经济学教授，也为国家经济决策进言。
明楼先生说起那段时间的时候，眼神缱绻向往。明老师的背书厉害，我看明楼先生的记忆里也不差，关于明老师的一切细枝末节，好像都刀凿斧刻在他心里似的。他说的很细很顺畅，又带着几分细细品味的醉意，好像是凭空编就。
但他眼中那真实的温暖是忠诚的，他就是记得。
他说，明老师不会炸油条，次次都要明楼先生挽着袖子下厨房，明楼先生就以此为要挟，白骗了许多碗阳春面，加腌火腿细丝的。
他说，他和明老师互相剪头发，发起神经来，非要像小时候一样面对面地一起剪，结果平白地笑起来，害得两个人连着一个月戴着帽子上班。
他说，明老师在窗台上种的花，春天张着淡黄色的花，露出里面橙黄色的花蕊，到了冬天，肥肥的叶子就躺着晒太阳，在风中闪动着一点点光。
“花是他捡回来栽上的，当时被扔在路边看起来都快不行了，没想到能活——”他说着被自己逗乐了，露出一点顽童一样的不甘，好像真就是刚刚受了被错怪了的委屈似的，“他什么都捡，老是这样，还非说是跟我学的。”
他轻轻叹了口气，这欢快的表情还停留在他的脸上，只是被拉长了，慢慢凝固了。他有些怅惘地说：“唉，不过有了点儿花，真的就很像是一个家了。”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逐渐走向分歧。明楼先生和明老师敏锐地察觉到外部和内部的化学变化，纷纷卸去了许多职务，以半隐退的形势工作，就这样又勉力坚持了数年。
1963年的莫斯科会谈之后，明老师的留苏学生身份变得微妙——为了避免波及明楼先生，也为了“争取表现”，明老师于次年年初前往沈阳的通讯电缆厂，去支援中途终止的中苏援助项目。至此，两人便聚少离多。
1965年，关于《海瑞罢官》的辩论正甚嚣尘上。明老师在家书中写道：“大哥，见信如晤：沈阳昨夜风雨交加，门口那棵老槐树被劈倒了，砸到了你爱吃的那家火勺摊子[*6]。征兆难卜，或许现在不该问什么征兆了。万望安好。诚字。”
那时，明老师的处境已初见捉襟见肘的迹象。不可能休假了，居然被他很艰难地讨到一次出差的机会。我很惊奇，这在那种时候岂是易事？明楼先生只是轻笑着摆手。他回忆起来说，明老师自年轻时就对人情世故游刃有余，但从不以此为然，只当作方便行事的伪装。
这正与我记忆中的明老师完全重合，于是面露赞同。明楼先生就皱眉，露出很痛惜的神情，有几分歉疚地说：“他做得不开心，他自己大概都不知道。但做大哥的，总是看得出来的。”
事实上，明楼先生那时也已很不自由——他对学生们说，自己要告假两天，由另一位老师代课，竟有学生拍案而起，当场质问明楼先生，可见当时已有天翻地覆的苗头。
费尽周折，最终在1965年秋，两人偷得北京相聚的一日。
他们借住在一家小四合院里。明老师借来别人家的厨房，做了他从沈阳学来的火勺——酥脆的面皮包裹着当时很是稀罕的红豆沙。院子里很阴凉，许多小童在院落里跑来跑去。明老师把做好的火勺分给他们，他们就站在明楼先生旁边，一个大人和一群孩童一起稀罕地掰着小饼一点一点尝，趣味得很。
吃完，明楼先生不肯洗碗，坐在老藤椅上看着头顶上黄透了的银杏树，叶子疏疏地牵着风往下掉。明老师哼着一段西皮流水板，洗洗涮涮。身边的炉子上坐着水，咕嘟嘟地烧着，金黄色的铜水壶。
明楼先生眯着眼睛，孩子们跑远了，他有些满足地抱着肚子休息，轻轻吟诵：“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7]。”
水开了，明老师就泡了茶端过来，拿着褐色的破旧暖瓶，坐到明楼先生身边，轻轻嗔怪：“也不自己动一动。”但他很细心的把茶杯递到明楼先生手边，把茶壶的壶嘴转了转，蒸汽就不再往明楼先生那边儿吹了，袅袅地飘升，一下子就消失了。
第二天清晨，他们漫步在长安街上，步行去早市。大碗的豆汁儿在推车里摇晃，散发出奇特的香味儿。掀开两个人才抬得动的大铁桶，烧着火红的炭，老人从里面掏出一个个烧饼来。明老师找了一路，想找西山的沙果，北山的黑枣。最后两个人买了一碗炒红果，半个巴掌大，分着吃。
“以前他一下子就买十斤核桃……越来越会过日子了。”他咳嗽了好一阵，低头休息，我为他添了点儿热茶。就这样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终于自己笑了，恢复了原先的风度：
“不过，那碗炒红果很多的，两个人完全够吃了，一个人吃就要浪费的。”
这是明楼先生最后一次见到明老师。
当天，他们各自回到上海和沈阳。1966年春夏交接，局势开始动荡，一学生公开致信要求废除高考。运动从北京开始，很快蔓延到上海，到年末的时候已经开始武斗成风。明老师在1967年年初因苏修路线问题，被革职查办。在他写给明楼先生报平安的家书中写着：“我会认真交代问题，学习你坚定的GM觉悟。”
那时，他的往来书信已经被严密监控，两人都默契地开始熟练地运用当时的Z治语言，并不再以兄弟相称。明楼先生很痛心地说：“那时候就该想到的，他写了这种话的时候就该想到……”
他皱着眉叹息，但这涟漪很快被湖面吞没，用力地吸了口气，声音虚弱地继续讲述——他再不提明老师给他发来的电报了，尽管我丝毫不怀疑他每一封都应当记得。
那时候高校已经停课，明楼先生在学生和友人的帮助下，躲藏了一段时间。1967年年关，明楼先生最终没有逃过这场风波。他被羁)(押在一所小学校的校舍。他认错态度良好，避重就轻，曾被短暂释)(放。他在这期间托人将消息带往沈阳，但在1968年春末，他再一次被收)(押。因涉及更加严重的问题战时问题，牵扯许多，他断定此次审讯的Z治背景不容小觑，怕是很难了。
他没有告诉我，但我猜，他当时一定千方百计地力求至少能保住自己的弟弟。所以，才会问我明老师最终有没有受到牵连。
“他不听，我一不看着他，他就不听……”他的声音低沉衰败，交杂着几分长辈的斥责痛心、恐惧、又有几分怅然若失。
明楼先生于84年十月得以平)(反出狱。他出狱之后，马上试图联系家人——那时候明老师已经与我们失去了联系。他之前前往海外避难的堂哥此时已经回到上海，他和明老师曾有最后的联系。他告诉明楼先生，他们在1968年冬曾短暂见面，明老师曾简单介绍自己的近况。
明老师得不到丝毫明楼先生的消息，只好蛰伏在沈阳。他承认小资产阶级作风问题，积极表现争取宽大处理。处境好转后，他多方打听明楼先生的消息，可惜一无所得。1968年夏，明老师得到了一个经复杂加密的电码。明老师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特别的加密方式，随即决定离开沈阳，前往上海。
当然，他没能见到明楼先生。至今，两人十八年未见。
“阿诚机灵，也许是到香港了。”明楼先生的堂哥安慰他。明楼先生苦笑着说是，其实心里哪里会信。他出狱后，短暂地停留过沈阳，随后就一路南下回到上海，在那里继续寻找明老师的消息。
他从咖啡馆里的玻璃窗把一个石库门弄堂指给我，有个窗台上，隐约可见三两斜枝疏影，只有空枝。那是他现在住的地方。
明楼先生说，到了春天，花开出来就是黄色的。
他看着远处几个打闹的孩子从门口跑过，用吴语喊着什么——我听不懂这些咿呀，但明楼先生想必是懂了，很会心地轻轻一笑。
如果老赵在，他一定又要“看得明白”了，我突然很懂得他质朴的不忍来——田埂上的明老师长久地凝视着摸不到的穹盖时，大约和明楼先生现下的心情，十分相似。这种视其虽近，邈若山河的感觉，任谁看着都要揪心。
人类的悲欢并非不能相通，它只是隔绝——那个通融的耳朵和眼睛不在那里之后，悲欢就突然一无是处了。
（五）
1985年年初的这一次会面，并没有引发太大的波澜。我从上海返回我的家，给我的妻子和女儿带回了上海牌手表和一打江南酥饼，还有明楼先生送给我女儿的一本《昆虫记》。
在我北上返家的时候，明楼先生一路西行，前往青海，去找明老师。
我委婉地告诉他，明老师在昆仑山地区修铁路时于1984年下落不明的事。连我们这些正当打的人听到老师行踪不明也久久说不出话来，明楼先生居然病树前头万木春似的，面色竟突然很明亮了，仿佛很有希望似的：
“不知道，是哪个连队呢？”我很惊讶地报出一个番号和哨所的模糊地点，他向我道谢，然后说，“那我过两天就动身。”
1985年的元旦，想必对明楼先生而言，是温暖又寒冷的。
他这样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年纪，但明楼先生很是执着。我如何劝，他都微笑着婉拒。我也无计可施，只好告别明楼先生，心情沉重地坐上了归家的火车——回到家，我的妻子给我准备了西红柿蛋面。我的女儿过来拥抱我，我就把糕点和明楼先生相赠的书给她。
她很喜欢这本《昆虫记》，但对封面上的签名很是介怀，老是追着我问他们是谁，这书到底是谁的书。
书是明老师的，又由明楼先生转赠给我。明楼先生听说我家中的女儿喜好小学里的自然科学课，便回家取来送给我，封面上有他和明老师各自的签名。我本不想收，他却说不妨事。
这书是明老师在沈阳时的一件行李。明老师的许多身家在革职查办期间被没收充公，一整套画具被折断烧毁，颜料被充作燃料。所幸为他送煤的老孙是个好人，连夜将一部分书籍和书稿连同一些衣物家什转移走了。
明楼先生到沈阳，寻着那棵劈断了的老槐树找去，明老师原来住的地方已经是人去楼空，连当年的主人都不在了。院门没锁，他轻轻松松地推门进去，院子一角居然还有几折果树残枝。他伸手去摸，上面还是火舌舔过的痕迹。
他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很长时间只是扶着这棵树，一起在这一会儿老去了一点点。
门外有陌生的叫卖声，生涩的铃铛晃晃荡荡地吵闹，全然不是家乡的气息。明楼先生本没有留意，那声音却一下子窜进院子里来了。他抬头一看，对方也惊愕地看着他——明楼先生现在没什么需要忧惧的了，只是仔细审度着这个闯入者。反而是闯入者，震惊而困惑地盯着明楼先生看了好一会儿，突然怪叫起来：
“你是明诚先生的大哥！？”
明楼先生此时就非常惊愕了。他愣了一秒，随即从那棵树上弹起来冲到来者面前——这不速之客正是多年前，帮明老师转移了财物的老孙。老孙不知道明老师的下落，这让明楼先生有点失望。老孙并没有察觉，只是径直让他坐上自己拉煤的小三轮，带他到了城外的一个破庙。
这老庙在破四旧的时候被烧毁了，可老孙埋在地底下的东西他回去看过，还完好无损。
书册带着泥土的湿润，《昆虫记》，拉丁语读本的《伽利略传》，有关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英文论文手抄本。笔记本上熟悉的字迹记录着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看法。围巾被油纸包着，完好无损，连角落里用深蓝色的线绣成的“诚”字也清晰可见。明楼先生送他的钢笔，被这围巾包裹着，也在土地里温暖地埋着。
明楼先生转开笔帽，在白页上滑动了两下——自然是干涸的，什么也写不出来。他用笔尖沾了沾树叶上的露水，又试了一次。
这次能写了，但明楼先生滑动了两下，还是什么也没写出来。
他还摸到了一把粮票——明老师为感谢老孙，给了老孙很厚一沓粮票。老孙说替人办事，也要办好之后再拿酬劳，更不消说他一个送煤工人突然多了这老些粮票，也要惹上麻烦的。他就把粮票和这些东西一起埋着，等明老师回去取，直到现在。
明楼先生把这些粮票递给老孙：“我是他家里人，替他谢谢您啦。”
老孙开心地收下：“他把东西给了咱也是看得起咱——怎么不见他自己来？”话音未落，老孙自己就懊恼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叫嚷起来了：“哎哟哎哟，瞧我这脑子，不说了不说了……”
是这样的，吵闹而生气勃勃的人，是让人无从哀痛的。明楼先生也不禁笑了，只是问老孙，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老孙自有他的办法:“明老弟说，要是有一天有人来这院子找他，那十有八九是他的大哥——要是这人不顾风雨、不理寒暑地穿着西装革履，那就是百分之百了。”
他意有所指地用目光示意了一下明楼先生那一身朴素但整洁的西装和大衣。明楼先生被逗乐了：“这小子，越发没大没小起来了，什么时候真该管管——”他很开怀的笑了一阵，随后他的笑声越来越淡，最终变成了清苦的沉默。
他带着一小箱东西从沈阳回到上海。我想，在路上明楼先生大概曾经反反复复地打开皮箱，一遍一遍地擦拭抚摸过这些小东西——至少在那本《昆虫记》上明楼先生的签名，应当是那时候签下的。
他的签名因火车的晃动而歪扭，又保留着他因伤而颤抖的痕迹。这些让他的字迹在明老师的签名旁，显得格外苍老、比肩而立。
我的女儿虽然介意封面上的这两个签名，但她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常常捧着它去问她的方老师。我很快把这件事给忘了，我素来对什么昆虫和科学不甚有心。大概过了有几星期吧，我的女儿又一次气鼓鼓跑到我身前：“这两个人，为什么看了书之后，还要乱涂乱画呢？”
我一边叫她不要乱讲，一边接过书，想看看女儿说的“乱涂乱画”——其实是明老师用钢笔将一段话划了出来，那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
蝉们在筱悬木的柔枝上，歌唱者和它的伴侣比肩而坐。夕阳西下，它们就沿着树枝用慢而且稳的脚步，寻找温暖的地方。无论在饮水或行动时，它们从未停止过歌唱。[*8]
这段话旁边，还有很大的一团墨点，颜色和下划线有细微的不同。我想，明楼先生也一定在火车上，或者在他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开放的小黄花朵前，读到过这里，读到过这些唱歌的蝉。
那时他的心情，又或是他将这本书送给我时的心中所想，我都不得而知，总归该是很复杂的吧——因居然连蝉都结伴，因它们从未停止歌唱。
1989年我的女儿小学毕业，我的妻子卖掉了一些她小学时的书，唯独这本《昆虫记》，是她自己要留下的，我也很高兴。这本《昆虫记》是自1985年我见过明楼先生后，和他们唯一的联系。现在回想，我或许在报纸上曾见过明楼先生的名字，但从未留意或追究。
我没有故人留在那段岁月，因此就这样向前走了。明老师和明楼先生，他们是留在那里的人，我再一次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也许是老赵又说对了，这个世道，不会忘记的人会被累死。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期间，我的同学们没有放弃；方老师和她的同学们得知明楼先生只身前往青海，也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许多帮助。于是就在1989年，我女儿的暑假结束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明楼先生找到明老师了，在夏蝉的歌唱完之前。
<tbc>
[*6]火勺：一种沈阳特色小吃，大概就像是酥饼/酥皮月饼那种吧里面带馅儿的——我其实并没有吃过只是需要找一种沈阳小吃就找来了qaq希望有沈阳的朋友科普一下……
[*7]“这巴黎……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此句来自于老舍的《想北平》，全文美极了。后文中“西山的沙果，北山的黑枣”也来自于这篇散文。
[*8]“蝉们……它们从未停止过歌唱。”：这一句来自法布尔的《昆虫记》第五章中“蝉的歌唱”一节，有删减。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鞠躬
（上）修正了一下bug，不影响阅读和剧情的。也特别感谢大家对（上）的支持和回复，这对我来说弥足珍贵，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quq
这篇（中）我其实自己写得也比较开心，我还是喜欢这种人间烟火色的情节，感觉最想写写什么吃面条啦下面条啦放烟花什么的……可惜题材受限，说不了太多
另外视角也很受限——感觉第一人称视角真是一把双刃剑啊……因为这个“我”的特殊性，阿诚和大哥都不可能把什么都告诉他，因此我写的束手束脚……我感觉下一更我要耍无赖了= =
嗯下一更有点卡了好像——可是下一更是我开始写这篇的初衷，这好矛盾啊qaq下一更应该就是最后了，可能会耽搁两天，文末会有更多内tu幕cao，敬请期待（不。
再次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还看完了我的吐槽（比心
